最近阅读美国学者蒂莫西 乔治 (Timothy S.George)的著作(中文版)《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有些情景感觉似曾相识，对中国的公民社会或有启发，于是再搜集一些资料，整理如下。

　　水俣病事件背景
　　水俣病源于熊本县水俣市窒素公司大量排放含有机水银的污水，鱼体内吸收大量高浓度的有机水银后，悄悄进入市民的餐桌。市民食用被污染的鱼后，手足麻痹，甚至出现步行困难、运动障碍、失智、听力及言语障碍;重者发生痉挛、神经错乱，最后死亡，至今仍无有效的治疗法。发病起三个月内，约有半数重症者死亡，孕妇和胎儿亦会受到影响。
　　窒素公司是排放污染的元凶。他们利用国家发展石化产业的战略方针，勾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愚弄社会大众，欺骗患者和渔民，收买媒体与研究机构，编造证据，混淆视听。
　　窒素公司先后抛出硒、铊、锰等致病理论，声称病因是“复合有机毒素”。水俣市长甚至带头捏造事实，提出杀虫剂理论，为窒素公司逃避责任大开绿灯，转移民众对水银污染真相的质疑，日本化工协会会长也与其一唱一和。日本政府则解散了水俣病因研究小组，停止经费支援。唯一的调查经费竟然是来自美国的赞助，但美国学者也找不到污染的鱼做研究样本，鱼被污染企业买走了。
　　国家部委各部门(通产省、厚生省、经济企划厅)与窒素公司结成统一战线，抛出政治解决方案，企图以少量金钱补偿部分患者，将信息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在患者和非患者中制造隔阂，以城市形象、国家利益分化人民，声称解决的前提必须是不伤害窒素公司和其他化工企业，不得妨碍国家石化产业。
　　发病后多年内，窒素公司不但没有停止排放污水，反而继续在扩建工厂。此外，窒素公司还阻挠相关的调查研究，甚至买通打手，以暴力吓阻抗争者。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被窒素公司所雇的暴民打成残废。窒素医院的细川医生早就得出有机水银中毒的结论，但是被禁止公布，直到临死前夕良心不安，才悄悄向身边人透露真相。事发15年后，日本政府于1968年下半年才确认有机水银与水俣病之间有关系，治疗患者、阻止灾难扩大的最佳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当时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
　　受害者父母背上扛着已被解剖过的儿女的尸体，刻意避开公路，沿着铁轨步行。在前期，水俣病就像魔鬼一样散布着传染的恐惧，人们认为与这些病接触过的人都变得肮脏、堕落，甚至连患者自己也不能接受自己。他们忍受着病痛、歧视、谣言和贫困。
　　患者家庭不敢出声，担心孩子找不到工作，找不到结婚对象。未患此病的水俣市民，则歧视患者，认为患者和渔民的抗争伤害了水俣市的形象，影响了国家建设的大局，危害社会稳定。饭店的老板挂起招牌说：本店没有采用水俣的鱼，请顾客们放心品尝。人人自扫门前雪，社会基本上处于蒙昧主义状态。这是当时日本的状况。
　　1947年代，日本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形式上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但在1950年代，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社会，社会中坚力量，整体上所受的还是帝国时代的国家主义教育，主流社会依然认为城市的支柱产业重于受害群体，城市形象、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官商勾结被刻意忽视了。
　　受损害的渔业协会之间、渔民与患者之间，也是一团散沙，尚未学会实现有效的联合，而既得利益阶层则是串通一气，结成统一战线。尽管渔业协会与窒素公司不停地就赔偿进行对话、谈判、静坐、冲撞、斗殴，但是，抗争被限制在水俣一地，“胳膊斗不过大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水俣病抗争运动的前十年成为沉默的十年。主流社会没有提供太多的声援。

　　理想主义巨人的登场

　　1. 家庭主妇石牟礼道子
　　1952年水俣海域即已出现污染，大量的猫和鸡死亡，老鼠猖獗。1953年已出现水俣病患者。但是，患者和家属以外的社会大众对此一无所知。最先向大众传播水俣病资讯的是家庭主妇石牟礼道子。
　　1959年石牟礼道子到市立医院探视住院的长子，亲眼目睹了双目失明、两手颤抖的水俣病患儿艰难呼吸的场景，一时间她感到窒息、震惊。她说：作为一个人，我无法忍受(受害者的苦难被社会漠视);作为卑鄙人类的一员，我深深鄙视自己。于是陆续在刊物上发表纪实小说《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 。
　　石牟礼道子不仅勤于笔耕，而且直接与患者交流，倾听患者的心声，帮助患者起草请愿书，参与厚生省前的静坐，也加入与窒素公司谈判的队伍。1969年，在朋友的帮助下，《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正式结集出版发行，此书被称为水俣病抗争者手中的《圣经》。社会大众这时才开始了解水俣病。石牟礼道子将全部精力投入拯救患者、报道真相的活动中，她与另一位女性日吉富美子创办公民委员会，在男权中心的日本社会，一些男性接受了两位女性的领导，而这些女性却极其谦卑地为男性们端茶倒水。
　　石牟排除万难，求见水俣市长桥本，请求市长参观水俣病患者的摄影展，市长问她：你算老几?她话没说完就被市长严词拒绝。
　　石牟一切行动都是默默无闻，她没有诅咒过任何一个企业家和官员。在男性谈判时，她总是默默地站在旁边守候。为了替患者乞求一点救助费用，她有时也放下高贵的身躯，并认真地保证他们不是要伤害窒素公司。
　　石牟礼道子的家几乎成了援助活动的接待站，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媒体人络绎不绝。每天报社、杂志大量的约稿纷至沓来，她每天奔波在电视台、演讲厅和各种会场、集会中。这样马不停蹄的活动，在1970年达到高峰。石牟礼道子成为水俣病抗争中的灵魂人物。
　　石牟礼道子以《苦海净土》获得熊日文学奖賞、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奖。她认为个人的荣誉不能建立在患者的痛苦身上，拒绝领奖。石牟礼道子不是咄咄逼人的社会运动的斗士，她是一个诗人，她的身上散发着悲悯的情怀。她以诚实和大愛唤醒了一个个麻木不仁的市民。在她的感召下，她的丈夫也带领其他老师投身抗争运动，电影导演、律师、医生、护士、市民前赴后继，抗争运动风起云涌。近年来，她年老体衰、双手不停颤抖，还在接受NHK采访，为水俣病患者发声，质疑国家没有真正照顾到受害者晚年的生活。

　　2.医界良心——原田正纯
　　窒素公司发布虚假研究成果，声称婴儿不可能发生水俣病，说有母体胎盘的阻隔，可使胎儿免受伤害。原田正纯证明水俣病可以通过母婴传播。他同时也证实，水俣病人中存在胎儿性患者。
　　水俣病本质上是人摄取鱼体内积蓄的有机水银后，引起的神经性疾病。始于四肢末端感觉障碍，症状包括运动失调、平衡机能障碍、求心性视野狭窄、步行障碍等等。 在患者认定方面，日本政府和污染企业制定的标准非常严苛，认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些障碍，才可被认定为水俣病患者。这样绝大部分患者被排除在外。原田医生与司法机关认为，只要是摄取鱼体内所含有机水银引起的感觉障碍，都应被认定为水俣病。原田医生不屈不挠，为此缠斗了50年。
　　原田医生说：水俣病没有被确诊时，他和记者们挨家挨户去访问，去发现。可是渔民不欢迎他们，怕消息传出去后鱼会卖不出去。尽管如此，他依旧不改初衷。
　　法院开庭审判前，原田医师总是告诫律师和法官：回归现场，查清事实。第一步是事实，第二步还是事实，第三步还是事实，第四步第五步也还是事实，只需事实，无需说大道理，无需大人物到此一游。回归现场，不仅要将发生的事实聚焦受害者、患者，更要用自己的眼睛追查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了应对国家出台的暧昧不清的症状分级补偿标准，原田医师带着法官、审判长、辩护团律师挨家挨户探视所有原告家庭，让大家在现场倾听患者的声音，感受患者的苦难。
　　第一批起诉窒素公司的29个家庭，在1973年获得胜诉。原田正纯参加了支援原告的水俣病研究会。1972年，他和患者共同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向世界传播水俣病的危害。1976年他就到中国做过有关水俣病的演讲。他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为各种声援团体提供专业支持，毫不留情的批评行政单位在水俣病发生和认定过程中的种种失误。
　　原田正纯为此获得多种荣誉，在1994年获得“联合国环境全球奖”。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原田正纯原本在熊本大学工作，而熊本大学是国立大学。学者在国立大学工作，须保证不再从事水俣病研究。没有课题经费，不能正常科研，原田正纯不得不离开熊本大学。 学术水平最高的医生最后竟然连教授职称都没有拿到。但是原田正纯无怨无悔。
　　除了水俣病外，原田正纯还调查食品公害、米糠油症(油品中毒)(亲自质疑并纠正了国家对米糠油污染原因的认定)、以及三池煤矿爆炸灾难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事故，足迹踏遍全国。此外，他还到中国、印度、泰国调查砒霜中毒，到越南调查枯叶剂的影响，到中国、非洲调查水银污染的状况。(画外音：原田医生不仅关心本国的污染，也有全球关怀，全球视野，中国有这样的医生吗?)
　　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原田正纯拖着病体继续发声。他告诫人们：人民不可将身家性命全部拜托给专家和行政单位;只有回归现场，倾听受害者的声音，才能找到解决方案;无需大道理，只需回到现场、回归事实!不可由加害者主导解决方案;加害者是拥有压倒性力量的企业巨人和行政单位，而受害者则总是处于弱小地位的居民。这样的灾难，总是发生在离自然最近的地方，发生在最穷的地方，这几乎成了规律。
　　日本政府于2009年推出水俣病特别措施法，原田正纯医师再次呼吁对不知火海沿岸的居民进行大规模的诊断，重新发现被忽视的受害者。原田医师先后罹患集胃癌、食道癌、脑梗塞，身患重病。尽管如此，这位理想主义“巨人”走的是“到实践中去”的路，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参与，水俣病超越了医学层面，成为一场社会运动。他的著作《水俣病》和《水俣病没有结束》一版再版，是了解水俣病和水俣学的重要文献。

　　3.后藤孝典
　　辩护律师，“一股股票”运动发起人，著作《“水俣病事件”——沉默与爆发》。
　　在法庭审判中，窒素公司的一把手往往自己不出场，委派代理人的回答常常不知所云。枯燥乏味的审判令人昏昏欲睡。受害者都希望与污染企业老板直接对话。后藤孝典基于这样的认知，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股股票”运动，呼吁大家购买一股污染企业的股票，以方便患者和学者参加股东大会，与企业高层“贴身攻防”。倡议很快得到响应。
　　1971年在股东大会上，“一股股票”运动的参与者们，穿过黑帮、记者和警察组成的队伍，参加股东大会，窒素公司已经安排员工和黑帮占领了主席台附近的座位。窒素社长江头自我介绍，然后宣布开会。从那时起，正式程序就不能继续进行。观众开始喧闹起来。
　　日吉富美子摇着朝圣者的铃，喊道：我们要你倾听患者说话!后藤孝典意识到主席台上的高管正确信无人反对他们的报告，并将宣布会议结束。离宣布会议结束前几分钟，后藤孝典冲到前面，爬上主席台，提议修改财务报告，要求窒素公司将部分退休金作为患者们的慰问金，部分利润用来资助居民体检，以找出未被认证的患者。
　　窒素公司员工试图将他拉下主席台，但他挣脱了。他把修改稿放到江头社长面前，要求社长宣读。高管们无视这份修改报告，在患者和告发会会员面前宣布会议结束。
　　“一股股票”运动使受害者们的不满彻底爆发了。这次运动激发了患者们为自己命运而战的勇气，他们逆来顺受的性格开始改变，个体自主性得到进一步提升，臣民开始转变为公民，而污染企业的名声一落千丈。电视台的报道、土本典昭的纪录片的传播，将整个水俣病患者的命运摆在全体国民面前。

　　4.川本辉夫
　　川本辉夫是水俣病患者“自主交涉派”代表人物。1948年，从町立农工学校中途退学。1955年发病。1965年看到重症在身的父亲，后于1968年向政府认定申请。1970年，认定申请被再次拒绝，他开始请求行政复议。1971年，川本辉夫和佐藤武春二人带头向窒素公司要求赔偿，川本辉夫带领“自主交涉派”患者们在公司门口静坐抗议，长达一年零九个月。
　　1971年，川本再次带领自主交涉派在窒素东京总公司门前静坐示威一年零八个月。1973年与日本窒素公司签订赔偿协定书。此后还进行了多次诉讼，为未获认定患者继续奔走，从未屈服。1983年当选为水俣病患者联盟委员长。

　　5.土本典昭、土本基子夫妇
　　土本典昭、土本基子夫妇1971年推出《水俣病：受害者的世界》(获得多项大奖)。
　　《水俣病︰受害者的世界》，以日本29个家庭控告窒素公司的事件为主轴，受害者家属控诉公司排放的污染，让他们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片中拍摄的水俣病患者的悲惨生活和政府保护窒素公司的恶行，表现了土本典昭伸张社会正义，对弱势者始终如一的关怀，对日本甚至是全世界的纪录片工作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许多纪录片拍摄者的启蒙教材。土本典昭鼓励人们拿起摄像机，大胆记录，大胆传播，鼓励大家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凭着道德勇气，他一生持续拍摄了17部水俣系列纪录片
　　土本不仅拍摄电影，还到偏僻地区---天草沿岸区域放映水俣问题影片，力图发现潜在的水俣病患者，并到瑞典、加拿大、欧洲介绍自己的纪录片，唤醒世界公众的环保意识。土本典昭认为，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唯有真相记录片才能打动麻木的人心。

　　5. 西山正启
　　在土本典昭导演的感召下，建筑公司的高管西山正启 ，放弃大型建筑公司的高薪工作，跟着土本典昭导演学习一段时间后，开始独立拍摄水俣病事件。他一手背着工具箱，一手拿着工具箱和录音器材，独自在山野中奔走，自己一人导演，一人摄像，一人录音，记录了无数患者的真相。代表作有《我们的街头、我们的青春——水俣热唱》
　　我从youtube上检索一些水俣病的纪录片，看到水俣病人双手拼命上下摇摆、胎儿性水俣病患者站立不稳，大人一放手，马上向后倒，患儿们皮包骨头、骨瘦如柴，画面令人心酸。这些勇敢的日本导演们保留了第一手资料，为受害者保留了证据，也为后人留下了历史的教训。为了拍摄水俣病，土本典昭导演奔走了43年。
　　(画外音：我们的毒奶受害者、毒疫苗受害者，为数众多，是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几百倍。不知社会上是否有留下纪录片，是否有像石牟礼道子这样的作家留下文字记录。也许有，只是我们不知道。也许没有......)
　　1960年代中后期电视普及加速了资讯的传播
　　1960年代中后期，几乎所有家庭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高速铁路与电视机的普及，这些将水俣带入全国人民的视野中。几年内，公民社会的积极分子就学会了利用电视网络将水俣病呈现给观众。更多的人看了电视新闻和石牟礼道子的书、土本典昭的纪录片之后，掀起了到水俣参观的热情。从此抗争运动此起彼伏、席卷全国，规模和力度空前壮大。
　　（画外音：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愿意放下心灵鸡汤，有多少人愿意利用互联网，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上传播赵连海(结石宝宝之父)等抗震者的声音?）
　　在公民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多次提出总体解决方案，如1977年提出水俣病判断基准。但是，按照此基准，绝大部分水俣病患者被排除在外。1993年福冈高级法院对第三水俣病进行裁决，提出了法庭调解、庭外和解的方案，协议将患者分成13个等级，一次性支付200万~800万日元的补偿。窒素公司、熊本县政府与患者小组都同意接受，因为患者年事已高，光阴所剩无几。但是自民党和环境署坚持要等法庭裁定的结果，认为如有必要，将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政府策略是希望放慢节奏，以时间换取空间。时间上患者们面临的压力更大了。
　　1994年6月，社会党与自民党、先驱新党组成联合政府。社会党的党首村山富市当选日本首相，僵局从此打破。自民党一党独大开始受到挑战，不好直接反对，中央各部委与熊本县开始谈判。1995年末，各方达成协议。合格的尚未得到认证的患者，每人可获得260万日元的补偿。5个受害者小组获得49.4亿日元的补偿。村山富市首相当天道歉，并发表声明，对受害者所受的痛苦表示遗憾，强调政府应对缓慢的应对诚实反省。政党轮替的意义初步呈现。
　　1993年水俣市建立水俣病博物馆、环境教育中心。1994年与窒素公司无任何瓜葛的吉井正澄当选水俣市长，成为首位代表政府向患者道歉的市长。吉井市长开启了垃圾分类运动的先河。吉井开始思考如何将公害起点的水俣市建设成模范的环境都市，后来，国家设立水俣病网站，详细记录了污染成因、司法判决、医疗检测、证据收集、企业对应、律师参与、政府措施、民间抗争、人权活动家前赴后继抗争的全过程，并有中文网站，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步日本的后尘。在水俣，除了有政府办的资料馆，如今也有民间的吉永利夫们办的考证馆。目的是让人们记住昨天，并从昨天走向未来。
　　日本政府于2009年推出水俣病特别措施法，但仍未规定具体范围，又因窒素公司拆解公司，一分为二，这些法律也备受争议。
　　实际上日本完全解决水俣病问题，是2013年4月6日。距离确诊发病，整整57年过去了。
　　美国作家蒂莫西 乔治实地考察后说：日本所有的水俣病运动参与者都希望向大众讲述自己的水俣故事，告诉整个国家这场悲剧的教训。直到最近，各个组织依然还仅仅针对自己的成员进行宣讲，持反对意见的组织之间，几乎不能进行对话沟通。不仅仅是患者及其支持者拒绝与政府官员对话，甚至不同的受害者及其支持者之间也刻意保持距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隔阂才开始逐渐打破。

　　通过以上的内容，我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正义来之不易，争取正义之路，蜿蜒曲折，不会一帆风顺。但正义是靠抗争得来的，不是等来的。所有的权利都是需要付出代价去争取的。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权利都需要靠人去争取，权力则必须被关进笼子。认为人不必关心政治的人，请回家去好好想一想，政治与水、空气、蔬菜、水果、鸡肉、药品、住院、迁徙，甚至你所住大楼电梯的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
　　二、有人说日本也经历过污染，伦敦也经历过，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再过20年后，中国一切自然会变好的。似乎无需流汗、无需流泪、无需抗争，只要坐在家里等待，20年后一切就可改变，那时天会蓝，水会清，正义自然会降临。我认为这是极其可怕的思维。
　　三、有人说抗争没有用，我要说所有的抗争都有用，你的一个微博、一个微信、一个QQ、一个帖子，都会形成气场，鼓舞无数的人们。安徽省望江县的农民不是叫停了一个草率上马的长江中上游的核电站(彭泽核电站)吗?上海市民不是叫停了沪杭磁悬浮铁路和松江电池污染工厂吗?在强大压力下，汽车年检一年一次不是改为六年一次了吗?你说没有用，那是因为你平时不够关心公义，你不愿意、不屑于去了解、传播和学习公民社会抗争的第一手信息。
　　四、懒惰的人可能会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形容所有的政府和社会，从而将民主与专制、威权与极权混为一谈。尽管当时的政府极其不负责任，但是日本社会依旧在民主体制下运行，司法独立、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依旧存在。因为这些因素，集体诉讼未受到镇压，电视台报道水俣病事件的记者没有被下岗，法院没有拒绝受理各种案件，维权律师没有被吊销执照、没有被监禁被失踪，纪录片导演没有被关进黑监狱，参与抗争的受害者没有被关进精神病医院，他们的证据没有被毁灭。石牟礼道子的著作出版发行没有受到阻挠，其部分章节在1980年代就被列入高中生的教科书。由此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再糟糕的民主，也比极权好。
　　五、公民社会的积极分子，需要有大爱心、大气度，需要包容、克制，需要学会协调。这些都需要训练。原田正纯医生随时出现在律师团，随时提供各种证据。石牟礼道子女士随时出现在谈判桌边。他们不求个人的闻达，随时协助需要协助的人(无论是患者，还是律师、议员)。尽管面临很多困难，这些大格局、大心胸的理想主义者之间，密切合作、相加相乘，而不是互相拆台，他们的精诚团结推动了日本公民社会的成长。
　　六、争论“先争自由，还是先争民主”的问题，毫无意义。没有民主体制，即使自由到手了，也是没有保障的。没有选票，我们终将一无所有。
　　我在想：作为小人物，我们可不可以学到石牟礼道子、原田正纯十分之一的爱心和方法呢?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不可以打开智能手机学习记录和传播呢？我们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为汪永晨等良心人士的环保组织捐款一百块钱，或者为他们每天转发一条微博呢？我们有没有谁愿意去追查雾霾的污染源呢？
　　爱邻人、爱国家、爱故乡，就要爱故乡的河流，爱故乡的天空。爱自己的孩子，就要给孩子们一片洁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流、安全的食品、公义的环境，怎能将问题再推给下一代呢?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还要为自己的怯懦和懒惰继续找借口吗?